时间:2023-04-20人气:作者:未知
钱还没凑齐,价格又涨到了16万。“这就是一个赌。”沈望威说得直白,他自己救儿子时也担心人财两空,他知道,这笔钱会让陶小丽负债累累,“我也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没法帮你拿主意的,但对我来说,我肯定不希望帮忙帮成了倒忙。”
4月7日下午,江西人沈望威在清水河口岸等待儿子归来。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汪畅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李立军
追着手机里的空白定位,方凯文一脚油门,直接把车开到了国界线。
从宁夏出发,两天两夜,一辆小轿车在路上跑跑停停,经过西北的壮阔高山,穿过野蛮的大风和灰扑扑的小道,终于抵达翠绿的西南,空气里的热气和家乡截然不同。
活了40多岁,方凯文是第一次开车跑这么远的路。他大字不识一个,叫上两位识字的亲戚就上了路。一路的风景根本无暇顾及,他一心冲往导航的终点——孩子发来的那个空白定位。点开就是一片空白,周围没有任何地名。只有把地图的画幅缩小,才能看到定位点的附近是云南。
距离定位点只有四五公里了,一道国界线横亘在中间。眼前是高墙和铁网,还未靠近,就被驻守边关的警察拦下。这里是云南镇康,一座紧挨着缅甸的边陲小县城,抬头就能望见山,而山的另一边就是缅甸北部。
方凯文是来找孩子的。21岁的女儿消失了两个多月,他在断断续续的联络中得知,女儿被骗至果敢老街做电信诈骗,园区是封闭的,带枪的人层层把守。3月9日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女儿发来这个定位,求父母赶紧去救她。
近年来,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活动屡禁不止。4月6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解救出1名被困缅甸从事电信诈骗的中国公民,并再次郑重提醒广大中国公民,切勿轻信所谓“工资高、门槛低”的海外高薪招聘信息,避免落入“电诈网赌”陷阱。
许多年轻人为钱而去,然而钱没拿到,还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国门放开后,为了更快见到被困缅甸的亲人,这些家庭来边境寻亲。隔着一道国界线,更多家庭仍在等待。
答复只有“等”
在边境线碰了壁,方凯文调转车头,直奔镇康县公安局。
公安局在县里主干道和永安路的交会处。在刑侦大队门前的亭子里,常常聚集着不少像方凯文一样的家长。24岁的贵州人陶小丽正倚靠着栏杆抹眼泪。3月初,陶小丽丈夫为一份高薪工作,被骗至缅甸。3月26日,陶小丽借了几千元路费,从打工地宁波抵达云南,辗转几个边境公安局报案,答复都只有“等”。
来之前,陶小丽并不清楚云南的天气,一件短袖穿了十来天,消瘦了12斤,渐渐撑不起这件最小码的T恤。那句“等待”听得多了,她做什么都没力气,唯有眼泪气势汹汹。
4月7日下午,贵州人陶小丽的婆婆坐在边境小旅馆的房间里哭。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和她一样,除了报案,方凯文也毫无办法。“已经发协查函了,你再等等。”镇康县公安局的警察说完这句话,方凯文试着再次拨通女儿的电话,依然是无人接听。
下午,操着外地口音的人陆续抵达。等到天色暗了,他们才一同走出公安局大门,对面就是永安路,十来家小旅馆密密麻麻地排布在这条街上。公安局正对面的玉顺宾馆和滇星宾馆,是接待家长们最多的地方,方凯文、陶小丽、沈望威都在那里住过。
住进一间墙皮斑驳、床漆剥落的小房间后,方凯文就没再出门。宁夏农村的那几亩田地,是他全部的世界。他不曾想过,女儿一个大活人竟然能被困缅甸,明明不久前,一家人还在为她找到这份高薪工作而高兴。方凯文对外界的复杂知之甚少,看着窗外黑漆漆的永安路,在迷茫中又生出一点害怕:这里是否也遍布骗局?
2020年10月,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发出提醒,称国内公安机关接报多起中国公民被骗往缅甸北部地区,进而遭绑架、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强迫卖淫的刑事案件。从临沧市区到镇康县,一路的边境检查都在口头提醒外地人:不要去缅甸。
在一家家贴着“避免被骗至缅甸做电信诈骗”警方贴士的小旅馆里,外地家长们默契地选择了闭门不出。天一黑,整条街就开始寂静。
天一亮,家长们就接着直奔对面的公安局,询问案件进展,然后在亭子里相遇。江西人沈望威带着两个亲戚,围着警察问个不停。他时不时检查一眼手机,看儿子有没有发新的消息,又或是转身和其他家长们套近乎,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一行三人没有干等着。每天早晨五六点,天还没亮透,主干道和沿路的各个小路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挨家挨户地问,不只是临街店铺,还有出租车司机和货车司机,越是纹身多、越是五大三粗还戴着金链子的,他们就越壮着胆子去问,“社会大哥肯定路子多”。
有时,这些家长也会在口岸相遇。辽宁人刘欣芬去了公安局之后,通常会乘车到国家二级口岸南伞口岸。眼前的道闸举起又落下,货车和人在中缅两国进进出出,然而始终不见她儿子的身影。就连对岸的景象,她也完全看不见。
边境旅馆什么都知道
于是关于对岸的一切,只能靠打听和想象。
永安路的小旅馆成了信息的集散地。街上的小旅馆有相似的模样:盖了两三层楼,由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标价在60元至100元一晚。外面是大红色塑料字体的店名,店内的墙上挂着褪色的风景日历。一张沾着油渍和灰尘的小床就搭在前台的后面,老板娘在楼上打扫房间时,老板就躺在上面,一边看店一边刷短视频。
辽宁人刘欣芬被要了二十多万赎金的事,很快传遍了整条街。方凯文听了后直摇头,一嘴宁夏口音说得又急又快,“这不是抢钱?他们一开始不是说给发高工资?”
沿街的老板们却习以为常,德兴宾馆的老板韩子礁还经营着一家烟酒店,沈望威一行三人第一次进店买烟时,韩子礁就告诉他们,可以花钱赎人。
在边陲小镇做了十三年的生意,国界线对岸的事情,一字一句地钻进韩子礁的耳朵里。
“那是一个‘三不管’地区。”镇康县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杨凯没有亲临过缅甸,但据他了解,缅北就是一个混乱地区,有时他面对报案家长,也会多问一句,“四大家族,他那里属于哪一家管辖?”
4月9日中午,镇康县公安局又迎来新的家长。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韩子礁的小店铺,也接待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安。在湖南邵阳公安系统工作的刘子刚说,自2019年起,国内电信诈骗犯罪形势变得严峻。随着国内反电诈力度加强,大量电信诈骗团伙转移到国外。近年来,缅甸北部逐渐成为电诈团伙的栖身之地。2021年4月8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地高度重视缅北一带涉嫌诈骗的人员,并采取措施进行劝返。中缅边境的各个关口,滞留缅北的电信诈骗从业者陆续排队回国。
尽管国内关于境外高薪招聘的防骗宣传已经开始,但仍有人因此偷渡前往缅北等地。正是2021年,全国各地警方陆续开始派人驻扎云南边境,“除了劝返境外诈骗人员,更多的是在那里对他们涉及的境外诈骗案件进行调查。”刘子刚说。
韩子礁见到过被放出来的人,十几万元的赎金是他常听到的数字。然而旅馆老板们都知道,对这些寻亲家庭而言,钱是要掰成两半用的。一个多月以来,几十位陆续抵达的家长,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收入全靠种地或打工,讲着一口夹杂着外地方言的普通话,没出过什么远门,只有一腔孤勇。
辽宁人刘欣芬给小旅馆的老板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3月的一个下午,她蓬头乱发地沿街走过,“20元能不能住?”她一家一家地问。她今年五十多岁,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大二三十岁。大簇白发从头顶生出,遮盖在刚染完的黑发上面,还一身脏兮兮的,拖着一个包,四周都磨损得起球,衣服上也散布着一截一截的线头。
“对不起,我是要饭的。”听说房费最低也要60元,她扭头就离开了位于永安路尽头的振赢宾馆。这家宾馆有20多间房,在这条街算最多的,然而却因为和公安局隔了一条马路,只迎来过这一位家长。
振赢宾馆位于镇康县永安路末端,胡新涛每天在一楼看店,他的妻子则负责打扫卫生、做饭等。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眼瞅着刘欣芬已经走过红绿灯,还没能顺利入住,振赢宾馆的老板娘将她追了回来。夫妇二人心想,反正家里空房间多,哪怕她不给钱,也就让住了。
在振赢宾馆的这些天,是刘欣芬自认为出门后过得最好的日子。在此之前,她都是睡在大街上。桥洞下、公园座椅都曾是她的床,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被子,就直接入睡。
老板胡新涛有时觉得心酸,喊刘欣芬一起下楼吃饭。然而她只是掏出一袋方便面,端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碗泡上一碗。这是她3月以来的最主要食物之一,有时,她还会掏出小米煮粥吃。
去缅甸“一夜暴富”
“爱财,把命都搭进去了。”胡新涛听说了孩子们的事,对来往的家长们表示同情。
家长们都说,自己的孩子是为了应聘一份高薪工作,被骗去了缅甸。杨凯接到了太多这样的报警,以至于周末都得加班,“每天二三十个,”根据警方的调查,确实有“蛇头”专门在网上发布“高薪”广告,为境外诈骗等犯罪团伙招募人员,不断在国内招兵买马。由于近年来打击严厉,招聘广告上有时不再将地点写明为“缅北”等境外地区,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在云南,或是边境,要求是只要会使用电脑就行。
今年1月下旬,21岁的女儿说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一个月能赚一万块。方凯文有些纳闷,女儿读书只读到高中,又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哪个单位能给她开到这么高的工资?
但能赚钱总是一件好事。家里的五六亩田地,一年顶多能有两三万的收成。为了增加收入,方凯文的媳妇儿还得去打零工。村里的女孩大多早早结婚,女儿读到高中,就开始在家歇着,等了一两年,也嫁人了。只是好景不长,小夫妻很快又闹掰要离婚,她回到娘家,一直没有工作,还平添一份支出。
3月9日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女儿躲在一个小房间里,悄声向父母求救,她说自己被困缅甸,被逼着做电信诈骗,外面到处都是守卫,个个都拿着枪。方凯文和妻子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询问。还没问个明白,女儿挂了电话,就再无音讯。
孩子们陆陆续续发来的消息,传遍了整条永安路。
4月9日中午,家长们在永安路徘徊等待。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刘欣芬看到儿子发来的图片,身体被打得青肿。陶小丽的丈夫被发现偷用手机,即将面临“水牢”的惩罚。沈望威的儿子看见逃跑的人被乱棍当场打死,吓得时不时就发来一条消息,“快把我救出来!”
“你在哪里?你能不能出来?”整张屏幕上,都是方凯文发起的电话、视频还有语音,他和妻子都不识字,有时还得专门请来亲戚,让他们帮忙看看,女儿有没有在网上发什么新的消息。
宾馆老板韩子礁记得,早在七八年前,就有年轻人被朋友叫去缅北“发财”。然而去了就回不来了,钱没赚到,家里还得交高昂的赎金,又或者再拉一个新朋友去换自己。自家宾馆里,这样的“旅客”多了,他有时会劝几句,“赶紧回家去,不然可能连命都没了。”有的人听了劝,转头在国内找地方打工去了,直到现在,逢年过节还会寄特产来感谢。
也有人执意要去,就想搏一把。还有人说得明白,自己就是要去赌博,盼望着运气能给自己翻个身,那里赌场遍地,合法经营。
4月8日下午,一批偷渡至缅甸的中国人来到清水河口岸。这里是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西与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接壤。被遣返回国后,他们走出口岸,便被送上孟定镇警方的大巴车,直接拉往最近的派出所。
警察拿着一张表大声点名。这张表上记载了这些偷渡者的身份信息,这一车十几个人,大多为中小学学历,最高的读到初中,最低的是文盲。在那里,他们将配合公安做笔录,若是在境外有实际犯罪行为,则将面临牢狱之灾。
“我是逃出来的。”“我家花了13万。”“我家花了50万。”有人打开了话匣子,他们彼此间开始讲述自己在缅北经历,被推下楼打死的,被关进狗笼里的,被吊起来用电棍打的......有人伸出手腕,展示他被手铐铐过的痕迹。在他们口中,那个曾经幻想里的致富天堂,早已是不堪回首的地狱。
一位自称逃出来的小伙子,一星期前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的“蛇头”抵达了缅甸。去之前,他就知道很多人被困缅北电诈公司,然而在种种短视频里,他见识了人们是如何在那个“乱世”里发财的——即便是在KTV里当服务员,一天的小费就有上千元。
他说自己跟着“蛇头”出境时,双腿都是抖着走路的。起初,他如愿以偿在KTV找到工作,然而一个星期不到,就被在当地认识的熟人骗到了电诈公司。在里面待了一个礼拜,趁着公司押送几名交了赎金的人回国,他也逃了出来,仓皇中连赚了的几千块钱都没敢拿。
回国的人都说自己是被骗去缅甸的。刘子刚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一部分偷渡至缅北的人里,确实有实施过犯罪行为的。他的家人每天发消息去劝返,他也不回,朋友圈却常常更新喝酒、唱歌的最新动态。偶尔,家里的银行卡上还会多出一笔钱。
随着工作的展开,刘子刚发现了这些人身上的共同点——出自偏远的村子,学历低,家庭也大多有问题,比如是留守儿童、父母离异,总之亲情淡漠,“他们容易被骗,也容易出现一个人带动一片的情况。”他说,在劝返人员名单中,有相当一部分00后、95后,“他们的心态就是想一夜暴富,本身就是外出打工,心想去哪里赚钱不是赚,结果被骗过去了。”
那天下午,沈望威的孩子就在这一批人里面。他问警察,自己的孩子是被挟持过去的,花了50万元才救出来,为此家里已经卖了一套房,偷渡的那四千元罚款,能不能免了?警察听后摆了摆手,“你问问他们,这里谁不说自己是被骗过去的?”这些从缅北归来的人,究竟有没有被骗,又有没有行骗,一切还待警方核实。
幸运儿
沈望威的儿子,在这群人之间显得与众不同。
他今年23岁,个头不高,白白胖胖,理着一头整齐的短发,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品牌,裸露在外的皮肤也没有纹身的痕迹,显得干净利落。
今年1月,沈望威的儿子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朋友,说可以给他介绍一份云南的工作,每个月工资能有一两万元,只需要会用电脑就行了。沈望威早就知道“缅北电诈”这回事,他劝儿子不要去,儿子没听。
沈望威的儿子是真的想要赚钱,读书是读不进去了,初中时他便辍学在家。父亲在宁波做生意,虽不算家财万贯,但也有好几套房,亲戚的风言风语他不是没有听过,“游手好闲的富二代”“天天到处去玩,不做正事”。
他决定去闯闯。他说,1月入职前,他和朋友还在厦门玩了一趟,随后坐飞机抵达昆明,又辗转西双版纳等地,然后穿过多条狭窄山路,不知何时就越过了边境,抵达封闭的园区。刀子抵在身后,他无法回头。等到了缅甸,拿着枪的人日夜看守,外出是不被允许的,手机也被收了。
每天早晨起来,他就得打开“公司”的训练手册,系统学习“杀猪盘”诈骗的话术。等到技术纯熟,会被分配账号,开始添加女性好友,吸引更多受害者。若是不从,就会像挨打的“同事”一样,受些皮肉之苦。
直到春节,他也没能联系上家里。沈望威携妻子坐上一个大圆桌,看着亲戚们拖家带口地入座,心里七上八下,不是个滋味,饭也吃不下几口。直到大年初三,他终于接到了孩子的电话,“你快救我,如果我被卖到第二家,就永远出不来了,就死在这里了。”
老人和妻子急得天天以泪洗面,他们要沈望威赶紧把孩子找回来。而他能做的,也只有报警。老家的警方说,已经把消息同步给了边境警方,沈望威就带着两个亲戚一起到了云南镇康,继续在这里想办法。
他们毫不避讳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几乎见人就问,孩子被困缅甸该怎么办?
一位出租车司机曾经打包票,说自己认识一个朋友,在果敢混得不错,可以做中间人,只要付60万元,就能让“诈骗”集团放了沈望威的孩子。然而6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沈望威不放心交给一个陌生人,怕人财两空。但这也给了他一些思路,只要找到在当地的人,又有他们信得过的中间人,或许就能找回儿子。
随他一同前去的一个亲戚,也在那几天辗转打听到老家村里有在缅甸的熟人,开始跟他联络。而沈望威也打听到,自己有个年纪很小的表弟在缅甸打拼。他们做了两手打算,同时求两边帮忙,看哪边最稳妥。
价格谈到30万元的时候,永安路家长们组建的微信群炸锅了。
“群员看看,有多少百姓拿得起。我付不起。”“老百姓有多少锅砸,有多少铁卖,有钱真好!”其他家长不知道的是,计划临近实施,价格又开始上涨,最终定在了47万。加上出入境、转换汇率等耗费的金钱,沈望威最终需要付50万元,才能将儿子赎回来。
沈望威手里没有这么多现钱,这意味着他需要卖掉一套房。他一边催着老家的妻子去办这些事,一边安抚儿子,儿子已经开始在电话闹喊,“你快救我,你快点把我救出去!”
面对孩子的安危,沈望威最终同意了这个数字。清明节前一天,沈望威一行三人坐了一小时的班车,从镇康赶往孟定,在耿马县公安局孟定派出所旁边的酒店住下。通过中间人的努力,困住孩子的团伙说,可以把他送往位于孟定的清水河口岸。
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整天。4月7日中午,那个白白胖胖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口岸。他们三个人忍不住激动,冲到铁栏杆旁边朝儿子挥手,大声呼唤他的名字。他们拍下了无数条和儿子打招呼的短视频,往家族群发了一遍又一遍,消息框里,一个个庆祝的鞭炮无声地弹出。
4月7日傍晚五点,清水河口岸,江西人沈望威一行三人隔着铁栏杆和儿子打招呼。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等,是等多久?”
沈望威见到孩子之后,陶小丽有点绷不住了。
4月7日下午,她站在小旅馆的走廊里,张望着门前马路,等待沈望威三人的身影。三位大哥走近,恭喜的话还没说出来,眼泪倒先流下来了。陶小丽蹲在地上哭,求他们帮忙救出她的丈夫。
4月7日傍晚,陶小丽和婆婆求沈望威帮忙救人。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这是她唯一的办法了。镇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工作人员说,接到陶小丽发来的地址后,早已于3月20日和3月25日将协查函发给缅甸方,但仍未收到回复。她总问,“等,是等多久?”然而警方也无法给她确定的答案。
等了半个多月,所有的压力都落在这个24岁的女子身上。公公说,他要去缅甸,你怎么没把他看好?婆婆说,赎金能不能再少点?大哥说,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地把他救出来?视频里,8岁的儿子也穿着一个礼拜没有换过的校裤,嫩声嫩气地问,爸爸是不是被骗了?
所有的问题,陶小丽都无法回答。没能把丈夫接回来,她只能联系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表达抱歉,“对不起,我又搞砸了。”
丈夫将要价13万元的消息告诉陶小丽,她立刻去把家里房子抵押出去,还问自己打工的老板借了点钱,凑了近10万元。如果找到稳妥的中间人,她打算再求大哥把车卖了,借钱给她。为了救丈夫,多给一点赎金也没关系。等丈夫回来,两个人再慢慢打工还钱。
钱还没凑齐,价格又涨到了16万。“这就是一个赌。”沈望威说得直白,他自己救儿子时也担心人财两空,他知道,这笔钱会让陶小丽负债累累,“我也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没法帮你拿主意的,但对我来说,我肯定不希望帮忙帮成了倒忙。”
他要陶小丽拿个主意,到底要不要掏钱,继续找那个救出他儿子的中间人帮忙。当着大家的面,沈望威的亲戚开始给中间人“舅舅”打电话,这位“舅舅”是他老家村里一位邻居的丈夫。关系就这样绕了九曲十八弯,但这是陶小丽唯一的救命稻草。
4月8日下午,陶小丽和婆婆决定回宁波,继续等沈望威那边的消息。离家十几天,孩子每天都在家里哭着找妈妈。
4月8日下午,江西人沈望威(左二)和贵州人陶小丽等人决定离开边境,回到家乡。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警方的工作也在继续。去年2月,外交部领事司官方微信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警惕网络虚假招募信息,切勿上当受骗,谨慎前往缅甸北部及妙瓦底、大其力地区。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曾介绍,2021年,我国已先后向柬埔寨、阿联酋、缅北等重点国家和地区派出多个工作组,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将610余名犯罪嫌疑人从境外遣返回国。先后抓获从东南亚相关国家回流的诈骗嫌疑人3.6万名,深挖破案1.5万起。组织开展“断流”专项行动,打掉非法出境团伙1.2万个,抓获偷渡犯罪嫌疑人5.1万名。从境外教育劝返21万人,境外针对我国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大幅减少。
然而还是有人奔着“高薪”工作去了缅北。不断有新的家庭抵达边陲小镇寻亲。
4月9日,两位镇康周边村寨的大姐来到镇康县公安局报案。警方回复即将发协查函至缅甸,让她们回家等待。但她们最终决定办证出国。作为当地人,她们可以去办一张通行证,往返中缅两地。等回家凑够三万现金,她们就直接去果敢老街要人。
而此前来过的更多家长,只能像方凯文一样,回归遥远的家乡,继续等待。
(除胡新涛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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