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家居照明市场的广州延讯贸易总经理李大卫在外贸行业已经打拼十年。“我们转型比较早，借助很多数字化手段，可以继续把中国好货推向更多RCEP国家（注：签署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家）的新兴海外电商平台。”他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五年增长近十倍，截至2021年规模已经达到1.92万亿元，同比增长18.6%，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极。

从北美到东南亚，从市场扩容到经营模式迭代，十年间，中国卖家不断升级“姿势”融入全球化进程。事实上，跨境电商的崛起之路，也是科技领航贸易数字化的一次征途——在“卖全球，买全球”的浪潮中，数字化技术降低了国际贸易专业化门槛，为全球数字贸易投资注入了新动能。像李大卫这样一大批不会做、做不起、不能做的小微主体成为“赶海”舞台的重要角色。

交易数字化加速产品出海

十年前，还在迪拜做公司外派员工的龙先生看到中国制造在海外市场火热，意识到“把中国产品卖到海外”可能是一个靠谱的生意。其选择了智能平衡车的赛道，在速卖通上做起了“小生意”。

龙先生生意越做越大时，传统国际电汇网络对微外贸企业的“不友好”开始突显——操作困难且资金回收周期较长，尤其对订单小、资金分散的小微外贸成本很高。

当时的中国电商正在“黄金时代”。商务部2013年数据显示，境内通过各类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超过20万家。2014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4.2万亿元，同比增长33.3%。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起势，但在跨境结算中仍是外国银行和支付公司的天下。

在龙先生电商生意蒸蒸日上的同期，2014年，有着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数学系背景、曾担任精算师的陈宇频繁往来于纽约和硅谷之间，一些从事跨境电商朋友的吐槽让他嗅到创业商业——“我们赚到的钱，一大部分利润都被吃掉了。”由于当时国内跨境支付市场被国际支付巨头垄断，一笔跨境款项要收3%~5%的手续费，几乎吃掉近1/3的利润。以一家销售额为1000万美元的企业为例，在跨境收款时服务费就要扣去180万~300万元人民币。

陈宇认为，海量跨境收款需求与“贫乏”的可选工具，造就了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参照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势头，跨境支付也将具备长期增长的可能性。2015年，其回国在杭州创立了跨境支付服务的公司Pingpong。几乎在同一时期，连连、空中云汇、派安盈等一批国内外公司开始面向中国外贸商家的跨境交易加大投入，逐步在境外多国获得相关支付业务牌照。

由于国际支付公司的基础架构、技术设施和服务框架等都是按照大型企业设置的，这套体系很难适配以小额、高频、碎片化交易为特征的中小微企业。因此，对外贸小商家而言，需要从底层技术架构进行革新设计。彼时，通过跨境支付新势力的技术突破和银行、卡组织之间的运作，跨境交易的费率拉低近70%，收款时间也进一步下降到最快几个小时。

跨境电商潮起之下，跨境支付市场也迎来空前爆发。而被卷入浪潮的不仅是支付产业。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显示，自成立以来，其在数字经济和贸易新业态领域已完成半数以上的投资，大多数子基金也对数字经济和贸易新业态领域进行了投资。

商务部服贸研究所所长李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外贸数字化的过程中有几个亮点：第一是金融科技，贸易结算数字化，这个环节的革新推动了交易的效率反之推动整个外贸产业链数字化进程；第二是智慧物流，全球供应链和物流的数字化发展，数字化管理；第三是数字营销，比如从传统搜索引擎到基于外贸大数据工具、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精准营销；第四是数字会展，云上会展等永不落幕的会展形式，也为我国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渠道。

一笔跨境电商订单背后，往往融合了很多文化、科技以及服务的协同。在坚果资本创始人孙宏达看来，“比如用户在tiktok平台上观看以及下载中国的文化产品，之后产生了相关产品的定制需求，通过中国独立站的卖家，在网站上进行定制、付款以及购买。整个流程分解为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里面都包含了包括云计算、金融科技、智慧物流、数字营销、柔性制造以及SAAS、ERP全方位的服务，这是非常典型的科技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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