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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首先请你不假思索地回答两个问题：

1）目的和手段哪个更重要？

2）如果只能二选一，那么你愿意做一个高贵的失败者，还是做一个不要脸的成功人士？

在今天这样一个平民时代，我相信有很多人即便嘴上说手段更重要，但心里也会倾向于目的；即便嘴上说不介意高贵地失败，但心里还是羡慕那些凭着卑鄙伎俩赢得成功的人，反正成功之后会有足够的能力把自己的黑历史洗白。

1. 底线决定成败

乌江亭在今天的安徽乌江浦，传说是项羽兵败自刎的地方。

楚汉相争的最后关头，项羽被困垓下，在四面楚歌中带着仅余的八百多名骑兵突围，一路斩将夺旗，跑到乌江岸边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二十多人。

乌江亭长早早准备好渡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毕竟也有幅员千里，人口几十万，您回到江东也足以称王。现在在这里，只有我手上有船，您只要上了船，汉军就算追过来也没办法渡江。”

但项羽笑一笑，拒绝道：“这是上天要让我死，我又何必渡江呢？况且当初我带领八千名江东子弟渡江西征，如今如果我只身回到江东，就算江东父老对我有感情拥戴我为王，我又有何面目去见他们呢？就算他们什么话都不说，我也抹不去心里的愧疚。”

这段对话是司马迁写在《史记·项羽本纪》里的，活灵活现。就这样，项羽带着最后的二十几名兄弟下马步行，和汉军短兵相接，重伤之下自刎而死

这一段惨烈的历史让后人反复写诗吟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在杜牧看来，胜败乃兵家常事，总会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既然如此，男子汉就不应该计较一时一地的胜败得失。就算败了，正确的做法是“包羞忍耻”，不要让愧疚感和羞耻心压倒理性和勇气，何况在大后方的根据地还有那么多的青年才俊可以为自己所用。

如果项羽听从了乌江亭长的劝告上船渡江，将来很难说不会卷土重来，洗刷垓下一战的耻辱。创业这种大事，最需要的就是百折不挠的精神。

换句话说，项羽这一仗虽然败得很惨，但还远没到把老本输光的地步，只要保持赌局不散，永远都还有翻盘的机会。

话虽然在理，但我们很熟悉的诗里，李清照的一首《夏日绝句》讲出了相反的意见：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在李清照看来，项羽正因为不肯渡江，有这种铮铮铁骨在，才成为了令人尊重的人杰和鬼雄。如果他渡了江，那就不再值得尊重了。

两首诗貌似都有道理，那么项羽到底该不该渡过乌江呢？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道德困境。

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换做刘邦，会不会渡江呢？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他不但会渡江，还会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全部抛弃在岸上甚至抛进江里，只求小船可以减重，逃命能逃得快些。

这种事刘邦真的做过，他在逃命的时候为了给车子减重，三番五次把亲生的一对小儿女推到车下。是驾车的人看不惯，又三番五次停下车把小孩子抱上来，最后几乎要和刘邦翻脸，这才保住了孩子。刘邦虽然气不过，但为了逃命，毕竟不敢得罪驾车的人。

2. 不同时局下的不同解

楚汉相争，项羽是楚国贵族后裔，从小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刘邦却是平民出身，参加公务员考试，入职做了秦朝的基层管理干部，以流氓无赖的作风闻名乡里。

当两个人都成了创业家，还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的时候，输赢的关键就是拼人品。

所谓拼人品，不是拼谁的人品更好；恰恰相反，谁的人品更差、底线更低，谁的赢面就更大。于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刘邦从来不在乎撕毁盟约、背信弃义，也不在乎父母妻儿的死活，更不信任身边出生入死的战友，待人接物也缺乏最基本的尊重和礼数。

你也许不能理解这样一位领袖怎么可能赢得支持，又怎么可能取得成功。但刘邦的无赖嘴脸自带一种领袖魅力，封官许愿给好处也从来都不含糊，反正等将来局面稳定下来，这些好处都还可以慢慢夺回来。

刘邦对秦朝也没有任何的深仇大恨，他甚至是这个新兴王朝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的目的比项羽单纯很多，心里只有创业这一个目标。目标既然单一，所有手段自然都是为了这个一个目标服务；对秦朝既然没有仇恨，做决策自然也就不容易被感情蒙蔽。

项羽却背负着国仇家恨，颠覆秦朝对他来说既是创业，同样也是复仇。两个目标有时候会发生冲突，怎样才是正确的抉择往往说不清楚，也往往会顾此失彼。

在项羽那里，复仇是最高尚的事业，创业只是复仇的副产品。但在刘邦那里，创业才是唯一的目标，复仇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喊出来的一句口号。

复仇是为了“义”，创业是为了“利”，到底应该重义轻利还是应该重利轻义？

在项羽那里，既然完成了覆灭秦朝的大业，“义”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接下来的楚汉相争无非是利益之争，不足以在一颗高贵的心灵里激发出百折不挠的耐受力。在乌江岸边保持尊严地战死，也不算什么不能接受的结局。

所以诗人们对项羽总是寄予更多的同情，还用各种话来挖苦刘邦这位成功人士。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牧这首《题乌江亭》就显得格外标新立异，很让人看不惯。有人批评杜牧为翻案而翻案，只是博人眼球罢了。

但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杜牧的翻案当然也有着当代史视角之下的理由。

当时的唐朝已经因为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变得不大稳固了，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中央朝廷的任何一次反抗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和军事才华非常自负的杜牧，当然更会看重百折不饶的精神。

同样道理，李清照那首《夏日绝句》也是为时事而发的：那正是北宋和南宋之交，金兵南下，宋朝君臣仓皇南渡，因此宁死也“不肯过江东”的项羽形象就显得尤其高大，也反衬出宋朝君臣格外的猥琐。

杜牧的诗在后世不断引起回应，最著名的例子，有北宋王安石的《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对杜牧的翻案文章再做了一次翻案，认为江东子弟疲于征战，已经不愿意再为项羽卖命了。

更加令人伤感的是明末清初之际张煌言的一首《过乌江》：

旌旗垓下亦堪翻，战士其如忆故园。

纵向江东收烬去，应无子弟到中原

张煌言是一位反清复明的义士，在接连败北的遭遇里产生出刻骨的绝望。他在追问自己：项羽旗下的战士们真的思念家乡吗？沦陷在清朝统治之下的大明子民真的怀念明朝吗？

项羽就算渡过乌江，怕也没有江东子弟愿意追随他了，就像自己打起反清复明的义旗，竟然没有几个人真的追随自己一样。

高贵的操守只存在于遥远的历史和古代圣贤留下的书本里。而那些熟读历史书和圣贤书的当代精英，早已经在心底最深处主动发生了知与行的分裂，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高贵的死亡不但得不到呼应，甚至得不到同情。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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