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省县处级以上干部收到纪委材料,这名大搞权色钱色交易的落马贪官现身说法)
据中纪委网站9日消息,江西全省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近日都收到了一份材料,是来自省纪委监委印发的警示忏悔材料汇编。在这份材料中,被查处的党政“一把手”们现身说法,讲述自己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蜕变历程,并深刻反思自身党性缺失、以权谋私的行为,警醒那些思想认识跟不上、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干部。
材料点名去年被查办的萍乡市委原书记李小豹、赣州市原市长万凯、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郭安等落马官员。
贪腐10余年,在下属家中违规吃喝
公开信息显示,李小豹1968年8月出生,湖南永兴人,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曾任南昌市委常委(正厅级)、统战部部长,南昌市委常委(正厅级)、青山湖区委书记,2013年8月任萍乡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去代转正。2016年2月,李小豹任萍乡市委书记,2021年3月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李小豹
去年5月,李小豹主动交代问题,10月被双开,双开通报提到其除了大搞权钱交易,权色、钱色交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搞“七个有之”,组织“小圈子”“小团伙”,不信组织信关系。
今年1月底,李小豹被公诉,从检方指控中可以看到,李小豹从2007年8月任共青团中央社区和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后开始贪腐,也就是说从刚升正厅级到落马,其贪腐行为已持续10余年。
另外,去年底江西通报5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其中披露了李小豹部分违纪违规问题。通报称,2013年至2022年,李小豹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下属、管理服务对象安排,到私营企业食堂、下属家中、南昌高档酒店等违规吃喝,期间多次饮用高档酒水。
老公安履新4个月后被查,曾赤手空拳擒获持枪歹徒
另外一名被警示材料提及的落马官员是赣州市原市长万凯。
万凯
公开信息显示,万凯生于1973年9月,是一名老公安,早年在南昌市公安系统工作,2010年任南昌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主任。2016年7月万凯任南昌市政府党组成员,同年11月转任抚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19年8月,他进入江西省公安厅,先后任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2021年12月,万凯调职赣州,任市委副书记,2022年1月任赣州市市长。4个月后,万凯被查。
据了解,万凯在南昌市公安局任职期间,曾经作为英雄出现在新闻头条中。在一起发生在2000年、曾轰动全国的特大蒙面持枪绑架案中,万凯赤手空拳擒获了持枪歹徒,被荣记个人一等功。2006年4月,万凯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称号,2007年被公安部授予“任长霞式公安局长”。
值得注意的是,万凯曾是江西“老虎”肖毅的下属。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肖毅是十九大后江西省被查的“第三虎”。简历资料显示,肖毅曾于2015年4月至2021年3月任抚州市委书记,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万凯任抚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他曾说买不起房
去年2月被查的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主任委员郭安生于1962年10月,长期在江西省任职。曾任宜春樟树市市长,宜春市委常委,万载县委书记,高安市委书记,景德镇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2011年8月至2018年3月,郭安历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2018年3月至2021年1月,任鹰潭市委书记;2021年1月,任鹰潭市委书记、江西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2021年2月至被查,任江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郭安
今年2月1日郭安被双开,通报指其郭安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毫无政治和规矩意识,搞“七个有之”,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弃守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不落实省委巡视整改要求,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严重污染任职地方政治生态;宗旨意识淡薄,政绩观扭曲,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搞形式主义、面子工程,贪图享乐,长期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接受宴请;毫无组织原则,函询不如实说明问题,作风霸道,搞一言堂、当“一霸手”,任人唯私唯亲,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和选人用人风气;寡廉鲜耻,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大搞权色、钱色交易和家族式腐败;擅权妄为,与不法商人形成利益集团,大搞期权式腐败,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10余天前,郭安被提起公诉,检察院起诉指控显示其从2012年开始贪腐。
另有公开报道显示,在担任南昌市市长期间,郭安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南昌房价:“以我的工资水平来看,我要买这么高的房子也不现实,也买不起。”当时,“南昌市长说也买不起房”的话题曾一度受到舆论关注。
延伸阅读:
女厅官与多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双开 曾多次被快速提拔
落马半年后,“80后”正厅级女干部段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月17日,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段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段颖 资料图
经查,段颖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官德不修,底线失守,与私营企业主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长期收受礼品礼金,接受旅游活动安排,与他人搞权色交易;私德不正,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与多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工程项目、工程款拨付、转接党组织关系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段颖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直至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对于女性官员,“官德不修”、“私德不正”措辞比较少见,这具体指什么?个人“私德”出现在官方通报,意味着什么?
何为“官德不修”、“私德不正”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衡量党员干部的标准是德、能、勤、绩、廉,其中德是居于首位的,官德即官员的职业道德。官德不修一般是指官员缺乏政治操守、缺乏信仰、忘记初心,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不端正,不遵守组织纪律等方面。
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官德即为官之德,是官员应当遵守的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官德不修主要指缺乏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
他说,官德不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滥权妄为、侵害群众利益、大搞潜规则,作风漂浮、高高在上等,概括讲就是违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
两位专家都提到,私德与公德相对,一般指个人品德、修养、作风、习惯,包括爱情、婚姻、家庭、邻里方面的道德规范。私德不正多指个人生活作风不检点。上述通报就提到,段颖私德不正,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与多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另外,官员个人“私德”出现在官方通报,意味着什么?竹立家认为,这里的官员“私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隐私,而是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相关的处分条例已有明确规定。
他还说,官员是公众人物,对社会有表率作用,官员群体对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有显著影响。官员的道德品质不仅是个人问题,同时也有政治影响问题。
彭新林认为,党纪严于国法,党员干部就是需要严公德、守私德。通报中段颖品行不端,违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这是违法生活纪律的,官方对此通报并无问题。
曾是全国最年轻正厅,多次被快速提拔
段颖曾是“明星”官员,1982年出生,30岁当县长,35岁跻身副厅级,38岁跻身正厅级,曾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2021年她任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一年半后落马。
履历显示,段颖籍贯是贵州兴仁,22岁(2004年9月)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林业局工作,仕途也是起步于此。在其成长过程中,她被多次快速提拔。
段颖 资料图
从县区级的林业局工作人员,到正厅级干部,段颖仅用了16年4个月时间。在段颖落马后,她这段“被按了加速键”的人生,也引发外界质疑。
段颖第一次仕途转折发生在2008年6月,历任西山区林业局营林科科长、福海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永昌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的她,一跃成为昆明市嵩明县委书记助理。
2011年5月,任嵩明县委书记助理未满三年,时年29岁的段颖跻身嵩明县委常委,任县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次快速提拔是跨地市任职。2012年10月,任嵩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不到一年半,段颖转战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历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县长等职。
此后,这种节奏依旧。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段颖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三次履新,历任红河州商务局局长、红河州发改委主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副书记,由正处级跻身副厅级。
2021年1月,担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党组成员、副书记3年1个月的段颖,仕途再次迎来提拔,成为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她才38岁。
值得一提的是,段颖曾经的老领导王春燕也止步于厅级。段颖落马前8个月,2021年12月,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春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段颖 资料图
段颖担任昆明市嵩明县委书记助理时,时任嵩明县委书记正是王春燕,两人在嵩明县存在4年3个月的工作交集。
在此期间,王春燕兼任嵩明空港新区党工委书记、嵩明杨林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而段颖任嵩明县委书记助理一年多后,兼任嵩明杨林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在段颖落马一个月前,2022年7月,云南省委第七巡视组向省投资促进局党组反馈巡视情况。公开报道显示,2022年3月至5月,省委第七巡视组在省投资促进局巡视了2个月。
巡视组提到,投资促进局服务企业“不走心”,部分企业缺乏“安全感”,招商引资数据失真,巡察敷衍应付。
巡视组还提到,廉洁从政“紧箍咒”拧得不紧,厉行节约意识淡薄,作风建设差距大,政治担当不足,民主生活会辣味不足,选人用人违规设置限制性条件,执行回避制度不严格。
此外,对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抓得不紧,整改“后遗症”较多。主体责任未扛牢,监督责任未落实,真改实改差距大,整改存在“过关”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