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重磅部署后,首个中纪委“内鬼”落马

时间:2023-05-30人气:作者:佚名

中纪委重磅部署后,首个中纪委“内鬼”落马

(原标题:中纪委重磅部署后,首个中纪委“内鬼”落马)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日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三审查调查室一级调研员崔玉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2月24日,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以最鲜明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坚决查处“两面人”、坚决防治“灯下黑”,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随后,各省级纪委监委也相继召开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多地公开报道显示,多地会议以视频形式覆盖到县一级。

中纪委重磅部署后,首个中纪委“内鬼”落马

中纪委 资料图

崔玉男是中纪委重磅部署后,首个落马的中纪委“内鬼”。

在此之前,全国已有12个省级纪委“内鬼”被查。3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原副书记、自治区监委原副主任殷学儒被查。殷学儒也是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之后,全国首个落马的省级纪委“内鬼”。

5月18日,重庆市委巡视组原组长纪涛被查;5月1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原组长周培斌被查。周培斌曾任山西省公安厅纪委书记,山西省纪委驻省公安厅纪检组组长,山西省纪委监委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

5月23日,贵州省纪委监委派驻第十八纪检监察组原副厅长级专职纪检监察员、一级巡视员徐健生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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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官员41岁当上副县长却甘愿被围猎 中纪委披露细节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5月16日,中纪委发布《以案为鉴 | “掩耳盗铃”终是悔恨无尽》一文。介绍了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办公室副主任、昌江县原副县长王秋玲的贪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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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玲

据中纪委,王秋玲19岁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南省昌江县原南罗镇政府工作,长期在妇联、信访部门任职。作为基层信访干部,她曾是群众的贴心人,入选过全国“最美信访人”候选人名单。在组织培养下,她被逐步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41岁就担任昌江县副县长。

然而,当上县领导的她,非但没有感恩组织,没有受到落马干部的警示,反而还常常抱怨得不到组织的重用,只让她分管文体局、民政局等一些“清水衙门”。她多次恳求组织分些大单位、大项目给其分管,一心想着找机会捞好处。2017年4月,王秋玲开始分管昌江县“多馆合一”和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手握项目的王秋玲成了不法商人老板围猎的对象。

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秋玲多次违规接受商人老板宴请,向管理服务对象索要优惠折扣16.91万元,非法收受他人财物97.9万元。每次收受商人老板财物时,王秋玲都会耍“小聪明”编织借口或者理由,如让其亲属以合作种植果树之名收受商人老板秦某某20万元,以其弟弟在海口买房“享受折扣”的方式向商人老板邢某索贿47万余元,以其妹妹出租商铺的名义收受商人老板李某30万元……

中纪委重磅部署后,首个中纪委“内鬼”落马

官网截图

2022年6月,王秋玲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海南省监委指定管辖,接受昌江县监委监察调查。

2022年8月,王秋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22年9月,海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检监察组、昌江县监察委员会对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原副主任,昌江县人民政府原副县长王秋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秋玲违反政治纪律,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王秋玲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目无法纪,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王秋玲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经昌江县监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2023年4月,因犯受贿罪,王秋玲被昌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万元。

与多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女官员被双开 曾多次被快速提拔

落马半年后,“80后”正厅级女干部段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2月17日,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段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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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颖 资料图

经查,段颖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官德不修,底线失守,与私营企业主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长期收受礼品礼金,接受旅游活动安排,与他人搞权色交易;私德不正,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与多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工程项目、工程款拨付、转接党组织关系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段颖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直至党的十九大后仍不知止,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对于女性官员,“官德不修”、“私德不正”措辞比较少见,这具体指什么?个人“私德”出现在官方通报,意味着什么?

何为“官德不修”、“私德不正”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衡量党员干部的标准是德、能、勤、绩、廉,其中德是居于首位的,官德即官员的职业道德。官德不修一般是指官员缺乏政治操守、缺乏信仰、忘记初心,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不端正,不遵守组织纪律等方面。

反腐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官德即为官之德,是官员应当遵守的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官德不修主要指缺乏政治操守和职业道德。

他说,官德不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滥权妄为、侵害群众利益、大搞潜规则,作风漂浮、高高在上等,概括讲就是违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

两位专家都提到,私德与公德相对,一般指个人品德、修养、作风、习惯,包括爱情、婚姻、家庭、邻里方面的道德规范。私德不正多指个人生活作风不检点。上述通报就提到,段颖私德不正,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与多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另外,官员个人“私德”出现在官方通报,意味着什么?竹立家认为,这里的官员“私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隐私,而是违反生活纪律的行为,相关的处分条例已有明确规定。

他还说,官员是公众人物,对社会有表率作用,官员群体对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有显著影响。官员的道德品质不仅是个人问题,同时也有政治影响问题。

彭新林认为,党纪严于国法,党员干部就是需要严公德、守私德。通报中段颖品行不端,违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这是违法生活纪律的,官方对此通报并无问题。

曾是全国最年轻正厅,多次被快速提拔

段颖曾是“明星”官员,1982年出生,30岁当县长,35岁跻身副厅级,38岁跻身正厅级,曾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2021年她任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一年半后落马。

履历显示,段颖籍贯是贵州兴仁,22岁(2004年9月)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林业局工作,仕途也是起步于此。在其成长过程中,她被多次快速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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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颖 资料图

从县区级的林业局工作人员,到正厅级干部,段颖仅用了16年4个月时间。在段颖落马后,她这段“被按了加速键”的人生,也引发外界质疑。

段颖第一次仕途转折发生在2008年6月,历任西山区林业局营林科科长、福海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永昌街道办事处主任助理的她,一跃成为昆明市嵩明县委书记助理。

2011年5月,任嵩明县委书记助理未满三年,时年29岁的段颖跻身嵩明县委常委,任县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次快速提拔是跨地市任职。2012年10月,任嵩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不到一年半,段颖转战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历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县长等职。

此后,这种节奏依旧。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段颖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三次履新,历任红河州商务局局长、红河州发改委主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副书记,由正处级跻身副厅级。

2021年1月,担任共青团云南省委党组成员、副书记3年1个月的段颖,仕途再次迎来提拔,成为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她才38岁。

值得一提的是,段颖曾经的老领导王春燕也止步于厅级。段颖落马前8个月,2021年12月,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春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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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颖 资料图

段颖担任昆明市嵩明县委书记助理时,时任嵩明县委书记正是王春燕,两人在嵩明县存在4年3个月的工作交集。

在此期间,王春燕兼任嵩明空港新区党工委书记、嵩明杨林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而段颖任嵩明县委书记助理一年多后,兼任嵩明杨林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

在段颖落马一个月前,2022年7月,云南省委第七巡视组向省投资促进局党组反馈巡视情况。公开报道显示,2022年3月至5月,省委第七巡视组在省投资促进局巡视了2个月。

巡视组提到,投资促进局服务企业“不走心”,部分企业缺乏“安全感”,招商引资数据失真,巡察敷衍应付。

巡视组还提到,廉洁从政“紧箍咒”拧得不紧,厉行节约意识淡薄,作风建设差距大,政治担当不足,民主生活会辣味不足,选人用人违规设置限制性条件,执行回避制度不严格。

此外,对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工作抓得不紧,整改“后遗症”较多。主体责任未扛牢,监督责任未落实,真改实改差距大,整改存在“过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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