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摩托车大军”，未尽的春运故事

两人骑着摩托车回乡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2008年年初，在广西老家办完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后，杨萍和丈夫跨上摩托车，一脚蹬燃，驶向千里外的广州，开启新一年的打工生涯。

此后，每逢岁末年尾，杨萍两口子就骑着摩托车，从广东返回家乡，又在新春开年，从家乡去往广东，一趟趟行程中，杨萍如蚂蚁搬家般，将大城市的繁华一点点地挪至千里外的小家。“近一千公里、耗时三天两晚的国道路程，即使挨饿受冻也从来没抱怨过。那时的人好像都感觉不到疲倦和风险。”杨萍说。

2014年底，贵广(贵阳至广州)、南广(南宁至广州)高铁开通后，杨萍才告别了这场一年两次，耗时“三天两夜”的千里“奔袭”。杨萍退出春运“奔袭”的那年，正逢“摩托车大军”达到顶峰。2012年春运，春运“摩托车大军”开始兴起，总数超过30万人。2014年春运“摩托车大军”达到鼎盛，一度逼近60万人。那时，“摩托车大军”开始成为春运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十余年，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以及交通路网的完善，“摩托车大军”现象逐渐式微。以广西梧州交通部门2022年发布的数据为例，2014年春运“摩托大军”车辆最多时有25万辆，2019年下降到5万辆，到2021年春运只有5000辆。

2024年1月26日，春运大幕正式拉开，数亿国人将开启人类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在各式交通工具的律动声中，一项牵动人心的变化是：春运“摩托车大军”盛况不再，但“摩托车骑手们”的故事仍在继续。

十三年前的“春运主角”

1996年，16岁的汪正年瞒着父母亲跟随老乡从贵州铜仁前往广东肇庆，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外出务工生活。他说：“那时真的太穷了，家庭条件实在支撑不起自己继续读书。在老家工地上做建筑工，也只有8元—10元/天，而在广东能达到18元/天，所以就跟着老乡跑了出来。”

从老家出发，他先走了一个半小时的泥泞山路，紧接着乘坐一个小时的大巴车抵达市区火车站，最后再坐上火车，经过一天一夜地奔波后抵达广东。上火车时，由于个子小，他只能勉强从火车窗户翻进车厢，凌晨时困意袭来，就躺在硬座底下或者过道上眯一会儿。

2010年2月3日，返乡过年的广西农民工（图源：新华社）

因为交通不便利，随后十几年，他基本每年才能回一次家。抢不到票，就在工棚里和老乡度过春节。但老家父母亲的期盼和热腾腾的家乡菜永远是他回乡过年的最大动力，每年春节父母都会等着汪正年回家后，再杀年猪、备年货。

2009年，汪正年花费3000余元购置摩托车后，情况才有所改善。当时，“绿皮车”一票难求，而直达老家的班车票价最低是300元，和妻子往返一趟几乎要花去一月工资。相较而言，骑摩托车成为了性价比最高的回家方式。

骑摩托车回家当然更有风险，但相比于工地生活，这点劳累和风险显得微不足道。2010年前后，他所在的建筑工地高楼墙外的脚手架基本由木头和竹子构成，没有安全头盔和安全带，工人就直接站在脚手架上施工。这样工作一个月，月收入是2000余元。

工地宿舍是由石灰板加石棉瓦临时搭建起来的板房，这样的大开间往往要容纳十几位工友，所谓的床铺只是由几块砖头搭上捆绑起来的木板。

他说：“那时经常需要赶工期，工友摔伤的事情经常发生。但为了挣钱，就不会考虑那么多，可以说是什么苦日子都经历过。”

在机缘巧合下，2011年骑摩托车回乡的汪正年不仅成为了纪录片《1350KM》（主题为记录摩托车大军返乡）的主角，还成为了2013年央视春节主题系列公益广告《迟来的新衣》的主角。

汪正年和老乡给车轮绑上草绳防滑

汪正年的微信头像依旧是2011年春运纪录片中的画面截图，但工作与生活早已发生变化。汪正年最直观的感受是，近两年在广东建筑工地里，耗费巨大人力的水泥砂浆搅拌等工作已经由机械化替代；工人通过人脸识别进入工地后，必须戴头盔、反光衣等。“工地上也都能提供环境更好的活动板房甚至‘夫妻房’。回家的车票也不贵，有时还能直接搭工友的‘顺风车’。”

不仅如此，家乡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通往县城的泥泞山路变成了直达村口的公路，村里约一半家庭都购买了小轿车，几乎家家户户也都盖起了楼房。

谈及新年愿望，汪正年说希望能更“行运”（走运）一点。过去十年，厄运一次又一次地捶打着这个小个子男人。2012—2019年，因为大女儿重病，他和妻子只能留在老家边工作边给孩子看病，期间汪正年的母亲也因为癌症陆续治疗了一年多。2023年下半年，小儿子因病动了一场手术。

和十几年前骑摩托车返乡时的心态一样，谈及这些经历，他的语调依旧乐观。“因为陆续给家人治病还欠着外债，加上明年需要给孩子预留学费，日子肯定要过得紧巴一点。虽然不能像村里人一样杀年猪过大年，但只要‘大年三十’一家人在一起，最简单的饭菜就是最幸福的一顿年夜饭。”

女骑手

从记事起，杨萍就跟着爷爷长大，父母在外打工几年才回来一次。15岁那年，她也辍学跟随父母的步伐，从广西崇左来到深圳的流水线工厂，她笑着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一旦不继续读书，归宿就只有去广东打工。”

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广西每年有近700万务工人员前往广东、四川、浙江等地区务工经商，广西籍务工人员也构成了十年前“摩托车大军”的主力。

广西一位长期服务于外出务工人员的政府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一直以来，绝大多数广西农民工都把广东作为就业首选地。在广西的制造业工厂，普工平均薪资要比广东低30%—50%。如果选择回流至广西，养家糊口压力更大。

2011年1月26日，摩托车大军在321国道返乡

在2000年初期，杨萍在工厂里遇到了同为广西人的丈夫。2008年，在老家轰轰烈烈举办了一场婚礼后，两人骑着新买的摩托车返回广东务工，从此成为春运“摩托大军”中的一员。

每年一进入腊月，就是杨萍一年外出务工中最幸福的日子。她几乎每天都会和丈夫盘算着一年工作攒了多少钱、何时骑车能够回家过年，新年给家里置办什么电器等。她说，那时过年回家带上一台冰箱，都会让邻里羡慕、议论很久。

她还记得，在刚离开深圳那段路，挤满了挂着桂、湘等地牌照的摩托车，就像老家春节赶集一样，同乡人一路相互照应着。当冷的不行时，他们就停下来在路边捡柴、生火和取暖。

杨萍和丈夫的骑车返乡一直持续到2015年，这既是因为回南宁的车票不再一票难求，也是因为需要将两个孩子从老家带到深圳读书，骑摩托车不安全。

2014年底，贵广(贵阳至广州)、南广(南宁至广州)高铁开通，车票占月工资的比例快速下降。根据广东省交通部门2022年发布的数据，骑摩托车经广东肇庆过境往返广西、贵州等地的“摩托大军”，自2013年春运期间达到峰值约110万辆次后，呈逐年明显下降趋势。

2019年，丈夫意外去世，杨萍独自撑起了整个家庭。春节期间，拖家带口回老家变成了她一个人的任务。她说，自己吃过不上学的苦，所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让孩子在深圳继续读下去。“听说老家毕业的大学生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即使上大专学一门技术，也比我们这一辈强。”

上述政府人士发现，广西的新生代农民工至少都有职业教育的背景，会1—2门手艺，因此在就业时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也更倾向进入科技型企业。

虽然老家生活成本低，但工作岗位少、工资低，餐馆服务员工资不到3000元/月，屯里一百多户人家，外出打工的有五百多人（包括孩子）。在深圳务工一年，一家人的收入在扣除孩子学费、房租费和生活费后，也能勉强存点钱。“现在的生活条件比十几年前好了很多，所以我还是挺知足。”

1月31日，历经10个小时，辗转深圳、南宁、崇左后，带着两个小孩，拖着两个大行李箱的杨萍最终抵达崇左市天等县老家。回到家当天，她就在朋友圈发布了一条两个孩子在家里嬉闹的视频，然后配上一句：回家的感觉真好。

告老还乡

从“绿皮火车”、摩托车再到高铁、自驾，熊贵平见证了湖南吉首市至广州两地十余年春运交通工具的变迁。

2009年，在大儿子上初中后，家庭经济的压力逼着38岁的熊贵平和妻子选择外出务工。他说，当时家里的木房子摇摇欲坠，风一吹“嘎吱嘎吱”响，但靠种西瓜、辣椒等实在没办法挣到钱盖新房子。“过年时，经常面临给两个孩子买一套新衣服都囊中羞涩，所以只能狠心丢下孩子让爷爷奶奶带。”

那时他能选择的交通工具只有耗时“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或大巴车，而两者的旅途都很“受罪”——在“绿皮火车”上，如果想去上厕所或打个热水，都得提前十分钟出发挤过站满过道的人群，一来一回一身汗；坐大巴车抵达终点后，小腿都会肿一圈，期间为了省钱也只吃馒头。

因为只有小学文凭，并且此前一直在家务农，熊贵平只能选择当建筑工人。虽然辛苦，但建筑工人的收入要高于农民工的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其中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为1625元，而十三年后的2022年，这两项数字分别增长至4615元和5358元。

两人骑着摩托车在马路上奔驰

当年年底，熊贵平就给自己和在老家带孩子的父亲各自买了一部手机，这也成为了此后三年他和孩子联系的唯一方式；次年年底，他就和同在外打工的老乡一起买了摩托车，开始成为“摩托车大军”的一员。

熊贵平说，当时把一层棉布裹在腿上就是防寒工具，如果下雨就再套一层塑料袋。一路上骑摩托车的基本都是夫妻档，一趟下来必定生冻疮。“虽然辛苦，但是生活很有奔头，年夜饭荤菜数量越来越多。在家务农时，只有过年才能吃得上一顿猪蹄、鸡肉。外出务工几年后，返回广东时都已经能随身带好几块腊肉。”

2013年，从高中辍学后，大儿子也被熊贵平带往广东打工，直到2021年年底。当年年底，因为所在工厂效益不好，50岁的熊贵平被裁员。考虑到不好找工作且工作性价比不高，他和妻子最终选择坐高铁回家，留下儿子儿媳继续在外工作。至此，他和妻子从农民工变成了等待子女返乡的留守老人。

熊贵平十二年的打工生涯换回了农村的一栋三层楼房以及大儿子结婚所需的各项支出。

回乡后，熊贵平和妻子继续工作。熊贵平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干零活，妻子则在餐厅做朝九晚九的打杂工，两人一个月下来也能挣5000余元。

对于选择继续工作的原因，他在数次提及“都是为了下一代”，并且列了好几位六十多岁仍在工地工作的同村人。他说：“大儿子还没买房，小儿子还没结婚，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夫妻两人肯定得工作到没人要自己为止。我们多挣一分，孩子就少一分辛苦”。《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8岁，其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41.0%，而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4岁。

今年6月，正在上大专的二儿子即将毕业，二儿子也是整个家族中学历最高的一位，熊贵平对二儿子的未来充满期待。外出务工十二年，熊贵平没能留在城市定居，但如果儿子有能力在大城市定居，“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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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进，经济观察报记者